陈明娥 | 东亚视域下日韩朱子文献的语言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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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视域下日韩朱子文献的

语言阐释

——以日韩“语录解”文献为例

作者简介

陈明娥，山东安丘人，文学博士。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前往韩国汉阳大学、日本关西大学、台湾大学等校访学。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史、训诂学研究，近年来关注域外汉语教材、东亚汉籍语言研究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福建省课题项目3项，参与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学术专著3部，发表论文多篇。

摘要：

16世纪以来，随着朱子学的兴起，日本和朝鲜半岛出现了大量以《语录解》《语录字义》《语录解义》《语录译义》等为名的语录阐释文献。它们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既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又带有一定的国别化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亚朱子文献语言阐释的同调和异趣。作为域外朱子学传播的直接产物，这些文献的主要编纂目的是阐释宋儒语录之口语俗语，以便于人们准确理解朱子学要义，从而为朱子文化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很大便利，亦为东亚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参考借鉴，具有重要的朱子学、语言学和辞书学等多重研究价值。

关键词：“语录解”；语言阐释；东亚朱子学

一、引言

13世纪开始，朱子学逐渐传入日本和朝鲜半岛，各类朱子文献纷纷印行，儒学者为穷究训诂，深玩义理，相关的校勘与整理、注解与阐释等工作也争相展开。16世纪以来，日韩出现的大量以《语录解》《语录字义》《语录解义》《语录译义》等为名的语录阐释文献，就与当时朱子学的兴盛有直接的关系。作为东亚朱子学传播、普及和研究的基础工作，这些文献的主要编纂目的是阐释宋儒语录之口语俗语，以便人们准确理解朱子学要义。日韩“语录解”文献纷纷强调了这种语言阐释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殿下临筵方讲心经，讨论忘倦，一日教曰：语录实多未分晓处，玉堂官可取所谓语录解者，详加考校，以便翻阅……语录解者即中国之俚语，昔有宋诸贤训诲后学，与书尺往复率多用之，盖欲人之易晓。而顾我东声音言语谣俗不同，反有难晓者，此解之所以作也。（1669年宋浚吉《语录解·跋》）

凡语录之语所难通晓者，栉比而缕分，训解粲然，靡有遗漏，其便于后学也可谓大矣。世之读圣经者，非读宋朝先贤之语录，则不能窥其平素教导之密。而语录之多俗语，读者往往苦其难通，今也有此书而无斯患，何其幸耶！（1748年山宫维深《语录译义·序》）

由此可见，这些语录阐释文献与早期的汉语俗语词典相似，收录了大量唐宋以来特别是朱子语录中的口语俗语词汇，保留了很多宝贵的训释材料，其语言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日本学者竹越孝认为，朝鲜半岛早期的《语录解》可以称作“历史上最早的汉语白话词典”，而日本的《语录解义》则可以称为“最早的唐话辞书”。从历史角度看，这些文献不仅推动了朱子文化在东亚的传播与接受，而且反映了汉语在汉字文化圈的使用和变异情况，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朱子学和辞书学等多重研究价值。

二、日韩的语录阐释文献

（一）韩国的“语录解”文献

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为明其义理，当时著名的儒学家都曾为朱子文献中的口语俗语以及疑难词语作过注解。最早开始这一工作的是李朝大儒李滉（退溪，1501—1570），他编纂的《语录解》《朱文记疑》《心经质疑》及《朱子书节要》（有附注）等，成为后世《语录解》编纂的基础。稍后，负责校勘和刊行朱子著作的柳希春（眉岩，1513—1577），先是编撰《语录字义》凡80段，后经院士官和远接使多次质问修订，又将李滉《语录解》的成果汇入，形成初步的朱子语录汇释之作《朱子语类训释》。

 1657年，郑瀁在李滉和柳希春语录阐释文献的基础上，“就其紧语而拈出之，并以汉语解联为小编，既又以其所得于传纪诸家者若干条而附录焉，将以为巾笥之藏……以为欲看语类者尤不可以无此也”，并题为《语录解》，加以刊行。这就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刊本（简称“郑本”）。其中，郑瀁引用李滉的训解标注“溪训”（24条），引用柳希春的训解标注“眉训”（46条）。

1669年，南二星又对郑瀁的《语录解》重新加以修订，是为改刊本《语录解》（简称“南本”）。对比发现，南本对郑本的修订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将原本《汉语集览字解》和《附录》的内容编入正文；二是删除了133条比较书面化的词语，只增加了一条单音词；三是在沿用郑本释义的基础上，参考李滉门人及后人的注解进行了增补。

1919年，在以上两种《语录解》版本的基础上，韩国又出版了白斗镛编纂、尹昌铉增订的《注解语录总览》（简称“总览本”），并增附《水浒志》《西游记》《西厢记》《三国志》等小说语录以及《吏文语录》，进一步扩大了汉语俗语阐释的范围。就朱子语录注解部分而言，其体例和释义多仍南本，收词方面的增补，一部分来自郑本，一部分来自当时的北方官话口语。

目前韩国所见题为《语录解》的文献，有本刻本、木活字本和抄本等多种，大多是在郑本和南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今韩国弘文阁已影印出版《〈语录解〉异本六种》，收录了郑本、南本、总览本及写本三种。除此之外，据玄幸子研究，还包括《附艺海珠尘骈字分笺〈语录解〉》（简称“附珠尘本”）共计四种不同的版本和两种不同的写本。这些以阐释朱子口语及难解词语为主的《语录解》诸本，成为历代学者阅读和研究朱子学的必备参考书。

除上述题名《语录解》的文献外，17世纪以来李朝朱子学者宋时烈（1607—1689）的《朱子大全札疑》和《朱子语类小分》，李宜哲的《朱子大全札疑后语》（1762）和《朱子语类考文解义》（1774），李义凤《古今释林》（1789）中的《洛闽语录》，都是对朱子文献词句进行训释以及义理探究的综合性阐释著作。总之，在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中，韩国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朱子文献语言阐释的成果，并在东亚朱子学的传播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韩国首尔弘文阁影印本，南二星《语录解》7a，《<语录解>异本六种》第85页

韩国首尔弘文阁影印本，郑瀁《语录解》2a，《<语录解>异本六种》第75页

（二）日本的“语录解”文献

朱子学传入日本的时间虽然更早一些，但直到17世纪的德川幕府时期才真正兴盛，而促使日本朱子学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氏朝鲜的影响。“壬辰倭乱”之后，作为战俘的李朝朱子学者及相关书籍流入日本，以朝鲜本为底本，日本出版了大量朱子学书籍，特别是李滉的著述，几乎全部出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朱子学的传播与发展。日本著名的朱子学创始人藤原惺窝（1561—1619），就受到了朝鲜本朱子书籍的启发。他的弟子林罗山也正是在这些儒学书的影响下，最终使朱子学从宗教中独立出来，成为日本的“官学”。而日本朱子学崎门派重要的代表人物山崎暗斋（1618—1682），更是深受《朱子书节要》《李退溪文集》等的影响，并直接传承了退溪的朱子学思想。由此可见，日本早期的语录阐释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朝鲜本语录解文献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日本较早的朱子语录阐释之作是《语录解义》，据《江户时代书林出版书籍目录集成》，其最早刊本是1675年，现在保存下来的有1681年跋刊本以及三种不同的写本。这些版本的内容基本一致，但作者一说为林罗山，一说为山崎暗斋。其中跋刊本收录于波多野太郎所编《中国语文资料汇刊》（1991—1995）第5编第2卷；三种写本非独立成册，内阁文库甲本包括“语录解义”“常话方语”“语录辞义”“文会笔录”共26页，内阁文库乙本包括“语录解义”“常话方语”“与汪德夏笔语”“与朝鲜进士文弘绩笔语”共27页，国会图书馆本包括“语录解义”“常话方语”“学术辞”共11页。据竹越孝的研究，日本的《语录解义》诸本，编纂体例和内容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朝鲜本《语录解》文献。

1671年，滥吹子从友人处获《语录字义》一书，1674年加以刊印，并为之作序，题为《语录指南序》，故该书亦被称为《语录指南》，但实际为同一内容，今日本保存有1694年刊本。虽然《语录字义》是日本朱子语录阐释文献中刊印较早的，但从内容来看，却更加日本化，编者为词语加注了训读符号，下注双行的片假名夹杂汉字的日语释义，推测成书时间应晚于《语录解义》。

随着唐话辞书的大量出现，日本语录阐释文献的收词数量大大扩展，内容也更加丰富。如冈岛冠山的《字海便览》（1725年），主要摘自《朱子语类》四书五经部分的俗语进行注释；浅见安正的《常话方语》（1777年抄本），主要摘自浅见先生有关朱子文献的词语训释及阅读札记。

日本延享年间（1744—1747），留守友信参阅《语录字义》《唐话纂要》《字海便览》等辞书，摘录语录及汉语俗语之难晓者，编纂而成《语录译义》，原本有1744年的凡例，并1748年友人山宫维深的序。该书在后世广泛流行，版本很多，流传过程中又称为《俗语译义》《俗语释义》等。《唐话辞书类集》第2集和第17集分别收录了千手兴成增订本（题名《语录译义》）和富永辰增补本（正文题名《俗语译义》）。除此之外，还出现了留守友信所编题名为《官府文字译义》的删减本，长泽规矩也先生认为，此抄本或为《语录译义》的初稿本。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语录译义》第一册，正文第1页

三、从编纂体例和收词看日韩语录解文献的传承与发展

（一）日韩语录解文献在体例和收词上的传承

从编纂体例看，日韩的语录阐释文献，保持相当的一致性。在我们调查的十余种文献中，韩国的语录解文献大多使用了按汉字的字数进行词目排列的方式，分“一字类”“二字类”“三字类”“四字类”“五字类”和“六字类”等，体现出十分明显的传承特点；早期的日本语录解及唐话辞书文献，如《语录解义》《语录字义》《宗门方语》《唐话纂要》等，也采用了这种编纂体例。《语录译义》增补本及初稿本《官府文字译义》，虽然使用了按汉字首字笔画排列的编纂方式，但笔画内部依然按照字数的多寡排列，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韩语录阐释文献在体例上的传承性特点。

从收词情况看，日韩的语录阐释文献既存在一定的继承性，也表现出明显的国别化差异。为更好地探讨这些文献的收词特点，我们将现存的几种典型文献的收词情况做了统计(见表1、表2）。

韩国的《语录解》诸本，无论是在收词总数（1000条左右）还是各音节收词数量上，都保持高度的相似性。从收词内容来说，诸本之间亦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南二星本将郑瀁本卷末所附的236条词语编入正文，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删减（只增加了一条）；附珠尘本和总览本则是在南二星本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甚至在词语的排列次序上都保持惊人的一致性，增加的一些条目来自郑瀁本；写本1和写本2都是以郑瀁本为底本进行删减以后的手抄本，增补的词语不多，但写本2在编纂体例方面具有更明显的个性特征。

日本早期的语录阐释文献，则深受朝鲜本的影响。内阁文库甲本《语录解义》所收录的230条词语，225条见于韩国郑瀁本，相似度高达98%。由此可见，其编者当时应该是参考了朝鲜本《语录解》。从日韩语录阐释文献所收录词语的源头看，这些《语录解》文献与朝鲜半岛最早的汉语词汇集《老朴集览》之间亦保持相当的一致性。如郑瀁本卷末所附《汉语集览字解》共收录双音词64条，其中59条便来自《老朴集览》“累字解”；南二星本单音词153条，共有54条来自《老朴集览》。这些共有词语的释义也几乎完全相同，体现了它们之间的相承关系。

（二）日韩语录解文献在体例和收词上的国别化差异

虽然日韩语录解文献在体例和收词上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但是在继承发展中也保持了自己的个性，体现出一定的国别化特色。

韩国语录解阐释文献的产生，既经院士官和远接使的多次质问修订，又有上层统治者的积极推进，成为阅读和理解朱子思想的重要参考工具；其《语录解》诸本，从题名、体例再到收词等方面，都没有太大的突破，直到19世纪以来的附珠尘本和总览本中，才可以在一些新增补的词语上看到明清语言变化的影子，如“皴、扳手、差不多、昨儿个、走了气、小厮们、一打子、这么着、捞出来、烫的痛、这么想着、见他只说甚、起鬼风疙疸、日头尚无矬了”等北方官话口语的收录；词语阐释中则随处可见李朝大儒李滉、柳希春等语录训解的影子，由此不但可以窥见退溪学派对韩国朱子学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韩国语录解文献重在传承的本土化特色。

受朝鲜本语录解文献影响的日本，直接仿其体例编纂而成《语录解义》，但在收词上却大大缩减，主要以“一字语”“二字语”为主；几乎同期出现的《语录字义》，在收词方面也表现出很大的个性，特别是复音节词，与郑本《语录解》相同的不足百条；至18世纪，随着日本唐话研究的展开，语录阐释文献的收词范围开始扩展，编纂体例也逐渐多样，或按汉字的字数多寡排列，或按汉字首字笔画排列，或按词语在《朱子语类》中的出现次序排列等；从《字海便览》开始，所收词语总数已经是《语录解》诸本的两倍多，但共同收录的词语却不过200条；日本语录解文献开始收录大量的多音节词语甚至简短的句子，《语录译义》中四字以上的词语（短句）已达450余条，《字海便览》中四字以上的词语（短句）竟高达千余条，其中六字以上的占了50%。如“历历落落在自家肚里”“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闭眉合眼全不理会道理”“不要恁地半间半界含含糊糊”“天下事那里被你算得尽”“岂不知有千蹊万径不如且只就一直路去”等等。这些都充分说明，日本的语录阐释文献，很快就摆脱了朝鲜本语录解模式，走上了独立自主的本土化编纂之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语录解文献的实用性特点。

四、从语词阐释看日韩语录解文献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的古典诠释至宋学而大变，由汉唐以来的训诂章句为主转变为重义理发挥的经典阐释，而朱熹的经典诠释实践既关注训诂考据，又重视发明义理，在兼取汉宋之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经典阅读方法和诠释方法，将古典解释学推向了一个高峰。朱子的经典诠释思想贯彻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朱子语类》及其文集等著作中，因此，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早期日韩朱子学者对语录文献语言的阐释，必然会受到朱子经典诠释法的影响。

当然，从辞书学角度来看，日韩语录解文献在传承和发展中，也因两国语言和文化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特色，由此不但可以管窥近代日韩汉文辞书的区别与联系，还可以深入了解朱子文献语言阐释的相互影响和国别差异。

（一）韩国语录解文献的传承与本土化发展

在早期李朝大儒李滉的论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朱子经典阐释的影子。

如朱子的“毋自欺”思想有丰富的内涵，李滉在“赚”条中，首先用“重价买轻物”例指出“赚”有“误”义，然后穷究义理，并巧妙化用了朱子之语“所以前后学者多说差了，盖为牵连下文‘小人闲居为不善’一段看了，所以差也”，用今人误将《大学》“自欺”章和“小人闲居”章连看的例子，进一步强调“赚”的新义，从而将语词训诂和义理阐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退溪曰买物失实也。又云重买物，谓物本轻而误以重价买之也。自欺之恶，在心术精微处比轻物，闲居之恶，是无状小人比重价。言今人误将自欺连下文无状小人一例看，故认自欺亦作大段无状之恶看了，如人误把轻物认为重价而买之也。

又如朱子文献中的“穿凿”“凿”多用其比喻义，指经典释读时的妄加比附，附会牵合。朱子认为，穿凿附会乃经典解读之大弊，故读书一定要虚心涵泳，不可随意曲解。李滉在训释中直接引用先儒之语：“孟子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本注谓穿凿也。盖谓旁穿曲凿而不能平平之意。”由《孟子·离娄下》一句可知，自孟子就主张顺其自然，反对智者穿凿附会，朱熹则在区分“大智”“小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穿凿”的危害：“小智之人，务为穿凿，所以失之……愚谓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顺而循之，则为大智。若用小智而凿以自私，则害于性而反为不智。”李滉之训释亦与朱子之意相合。

再如朱子在论治学之法时，常用“鹘仑”“鹘仑吞枣”比喻为学不求甚解、不加分析。李滉、李义凤等皆直接引用朱子之喻，在语词释义的基础上指出了深玩义理、严谨治学的重要性：

鹘仑，或作混沦，圆也，全也。误吞全枣不嚼破喻不知味。详见《语类》黄子耕问答。又曰：先生尝曰“若是握得一个鹘仑底果子，不知里面是酸是苦，须是与他嚼破便是滋味。”鹘仑，所以状枣之圆而全也，谓不嚼全枣而吞之不知味之喻也。

除韩国的语录解文献外，我们在翻阅李滉的《退溪先生文集》时，亦发现很多近代俗语的阐释或多或少地受到朱子的影响，带有明显的朱子诠释学烙印，如“笼侗”“衬贴”“厮捱”“坯朴”“硬寨”“扛夯”“坏证”“捞摸”“颠扑不破”“四亭八当”“向前搀断”“八字打开”“擎夯作弄”“挨着粉碎”“铁笼罩却”“一场大脱空”“一掴一掌血”“一棒一条痕”等。

从韩国语录解文献的词语阐释来看，释义时多用汉字词，夹杂谚文音义；诸本之间的继承性很强，南本1050条词语，大多沿用郑本释义，即使到1919年才增订的总览本，又几乎沿用了南本的释义。而且，较早为朱子语录做注解的李滉（溪训）和柳希春（眉训）的训释，也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下来：郑本保留“溪训”24条、“眉训”46条，共计70条；南本删掉郑本中的2条“溪训”、3条“眉训”，共保留65条；《古今释林》中的《洛闽语录》，除了保留郑本的70条外，还另增加“眉训”3条，并在“增注”中用“退溪曰”的形式增补271条，再加上“续录”中引用退溪之语203条，其保留下来的李滉和柳希春训释，合计高达547条。据《古今释林》一书正文之前的《小题》及《引用子书》，“增注”的内容除了参考《退溪集》外，还参考了李滉及其门人编著的《朱子书节要》《朱文记疑》《心经质疑》《汉语集览解》等朱子文献研究论著。由此可见，李滉和柳希春等朱子文献词语训释的保留，一方面可以看出这些语录解文献之间的继承关系，另一方面还可以窥见16世纪以来韩国学者对语录文献的细致解读和朱子学思想的诠释实践。

《语录解》诸本在三百多年的不断修订中，语词阐释上主要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释义中删除了李滉训释中有关义理方面的探究。与《洛闽语录》相比，《语录解》诸本保留下来的李滉训释已大大缩减，而“溪训”条目远远少于“眉训”的一个重要原因，或在于前者多重义理而后者多重训诂。二是增加了部分谚文音义。据统计，南本在郑本释义的基础上，另增补词语释义264条，其中谚文音义110条；总览本新增加的20条多音节口语词，全部使用谚文释义。

总之，韩国的语录解文献更加注重传承性，不但带有朱子经典阐释学的烙印，还保留了李滉、柳希春以来的大多数释义，各本之间的继承关系也比较明朗。另一方面，这些语录解类文献在传承和发展中有了一定的分野，其中的《语录解》诸本逐渐跳出了传统的朱子学注解书的附属角色，在编纂体例和释义等方面逐渐淡化李滉关于义理考究的相关内容，而成为更加独立的近代汉语俗语辞书。在三百多年来的不断修订中，我们可以明显感知不同版本之间的传承与发展，也可以窥见《语录解》系辞书在注音释义等方面的本土化进程。

（二）日本语录解文献的传承与本土化发展

日本儒学派别林立，不同学派甚至是同一学派中，对经典的理解和阐释也存在差异。自朱子学开创之初，藤原惺窝注重其实用价值，并促使日本儒学由古代以来的训章诂句向江户时代的道德伦理方向转变；弟子林罗山为维护德川幕府的统治，更加强调朱子学的社会功用；山崎暗斋则注重朱子学文本的讲解和注释，在“研训诂究章句”的基础上把握其精髓，《文会笔录》被看作“朱子学的阶梯”。虽然最初日本的语录阐释文献，编纂目的也是扫清朱子学阅读障碍，且深受朝鲜半岛语录解文献的影响，但与韩国不同的是，日本很快便走出了传统经典诠释的模式，快速转变成为各自独立、更加实用的近代汉语俗语辞书。

早期在朝鲜本《语录解》影响下产生的《语录解义》，释义时只用简单的汉语，其中很多是完全或部分沿用郑本或南本的词语训释。但从《语录字义》开始，其便使用训读和夹杂片假名的日语注解，语词阐释上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语录解义》内阁甲本为例，其所收录的230条词语，225条皆见于郑瀁本《语录解》，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沿用朝鲜本《语录解》释义的同时，日本的《语录解义》也做了相应的改动，表现出明显的本土化特色：首先，继承汉语释义的基础上，删除了《语录解》中的一些例证或音义注释，特别是“溪训”“眉训”的标注信息全部删除；其次，删除《语录解》的谚文音义注解，换成相对应的汉字词阐释；最后，改换或增补《语录解》中的词语阐释，释义更加日本化。

如韩国《语录解》诸本“体认”的释义基本一致：“体验也。认，辨识也。失物而得其物，分辨而识之，曰此吾失物也，此认字之义。” 日本的《语录字义》，则使用日语释义，用“己ヵ身心ニヨクヒキウケ當テナ身ニソメ心ニソムルヲ云リ”阐释了自我体验、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到留守友信的《语录译义》中，又释义为“身ニ引ウケテ合点スルフ知上テ云王陽明ハ行ヒノフト云” ,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体认之学指出从“穷理”到重视“体认”结合的实践意义。

由此可见，与韩国《语录解》系辞书的高度传承性不同，日本的语录解文献在编纂体例和收词方面则多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释义时则将训诂章句和义理探求相结合，并且特别注重总结汉语规律，深入挖掘近代汉语俗语词的意义和用法特点。正如日本《语录译义》增补者千手兴成所言：“学问之道无他焉，求理义而已矣。理义布在字上，故学者不可不先明文字以求理义也。”这种以字词训诂为起点，再探究理义的阐释方法，也与朱子的经典阐释模式相契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亚朱子学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

五、结语

综上，16世纪以来日本和韩国出现的大量语录阐释文献，是东亚朱子学发展和兴盛的必然产物，也是东亚朱子学多元发展的重要表现。日韩语录阐释文献之间既存在一定的传承关系（见图1），又表现出明显的国别化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韩朱子学阐释体系的同调与异趣。

从辞书学角度来说，这些语录解文献收录了大量以宋儒语录为主的口语俗语，日韩的儒学者在探求义理的同时，也注重文献考证和穷究训诂，关注近代口语俗语的音义特点和汉语的古今变化、方俗之别，从而推动了汉语研究特别是近代俗语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朱子学角度看，日韩“语录解”阐释文献涉及现代诠释学的多个层面，不但为朱子文献的阅读和朱子思想的接受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亦为东亚朱子学的相互诠释与对话、朱子思想的传承与创新等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文学·语言学研究》专栏，第155—163页。因篇幅问题，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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